大家好,我是西京研究院创始院长,赵建。

  最近两年,美国发生通胀并且经济逐步复苏,中国经济仍在增长但增速较以前放缓,经济复苏曲线前进。那么,有专家提议中国通过“制造通胀”来促进经济复苏。在我看来,这完全是因果颠倒、本末倒置,荒诞而又危险。殊不知,美国最近两年对大通胀充满焦虑,而且采取了最严厉的加息紧缩政策。

  通胀分为两种,一种是能带来企业利润和居民收入的积极意义上的通胀,或者说是生产型通胀,是真实需求改善的结果。在统计上表现为数值比较温和,收入增速和投资收益率超过物价增速,失业率不断下降,是一条陡峭的“菲利普斯曲线”。很长一段时间,各国央行建立的通胀目标制,就是追求这样的效果。另一种则是超过工资收入和投资收益的消极意义上的通胀,是成本增加供给曲线左移,货币和债务滥发但又无法调动生产要素积极性的分配型通胀,是背后没有价值创造活动的再分配活动。此时,物价上涨速度超过收入增速,生产生活成本上升,实际收入下降,经济因为货币币值不稳而处于紊乱状态。

  这种恶性通胀看似因为货币滥发导致需求过度,实则是因为货币体系紊乱对供给体系造成了严重破坏。因为高达两位数的通胀,已经让企业无法正常地安排采购、生产、库存和分销,让居民无法正常地进行投资和消费。

  那么实际上,在一个恶性通胀经济体里,并不是货币供给过多,而是实际货币供给太少。因为与疯狂飙升的通胀相比,实际货币供给是严重不足的,最后甚至进入没有货币的“以物易物”状态。

  举个例子,因为国家信用崩溃,经济主体已经不愿持有本国的货币。比如厄瓜多尔的货币体系因为恶性通胀崩溃,最后只能靠他国货币的帮助,也就是美元化,放弃了货币发行权。现在,阿根廷似乎也在步入本国货币美元化的后尘。

  这意味着,通胀只是一种现象或结果,背后有不同的发生机制。如果将通胀当作一种政策手段,那就是一种“铸币税”,客观上是对长期持有现金货币的一种“惩罚”,虽然主观上并不是。为了能补上这个税,也就是能让收入追上通胀,人们不得不积极地工作和投资。但实际上,除非有明显的技术进步和制度改革大幅提升生产效率,从总量上社会大众根本不可能跑过通胀,这个“税”是早晚要缴的。

  最近一年来,中国经济增速和往年相比没有那么快速,很多人就认为:只要把通胀打起来,中国经济当前的各种挑战就会迎刃而解。

  为什么通胀有这样大的魔力?按照一些专家的说法: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大家只存钱不花钱,银行超额储蓄已连续两年创历史新高,导致持续地萎靡不振。他们认为可以通过通胀铸币税,让投资者把超额储蓄从银行中取出来,去消费和投资,中国的经济和股市不就起来了吗?美国这两年不就是这么做的吗?

  但是细思极恐。这是一个“何不食肉糜”的提议,也是一个荒谬而危险的想法。

  通胀作为铸币税,是对经济和社会财富的一种攫取。现在中国经济还处于全球经济衰退后的复苏时期,需要的是休养生息、增强体质。近年来全球市场的“造富投资”方向本就不多,如果物价和生活成本再起来,再被通胀征“税”,岂不更是雪上加霜?最近两年,美国视通胀为猛虎,美联储从开始误判到暴力加息,实际上是对突如其来的通胀的极度焦虑。

  有些专家对这个问题的表达,我认为是有误解的。他们的意思是,要提高人们的收入,收入上来了,需求随之提高,物价跟着走高,通胀也就上来了。产品价格上来了,企业利润增加,就会扩大开支,增加人员,提高工资。经济在一片繁荣中形成了“工资—物价”温和螺旋上涨。在当前仍在复苏过程中的环境下,似乎的确需要来一次这样的通胀。

  然而,这一切的实现前提是,通胀能够带来实际需求和企业利润的提高,人们收入的提高能走在通胀前面。欧美国家发生通胀前,需求和就业是先增加的,经济繁荣与通胀同时出现。并不是因为通胀带来的收入提高和经济繁荣,而恰恰相反:先是政府给人们发钱提高了可支配收入,继而才有了通货膨胀和经济繁荣。

  如果通胀和债务能救经济的话,那一切就简单了。通胀只是一种现象,有时跟经济繁荣同时发生,让人们误以为通胀是一种繁荣。最近半个世纪,在中国第一大产能国加入全球总供给曲线后,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通胀,即使发生也是阶段性的,稍纵即逝。

  然而最近两年,美国经济时隔近半个世纪后出现了大通胀,同时也在全球一枝独秀,表现出强劲的复苏势头。中国则不同,于是很多人就认为,通胀是促进美国经济复苏的动力,建议中国要用大通胀来解决复苏不力的问题。

  这完全是因果颠倒,本末倒置。通胀是经济繁荣的表现之一,是果不是因。如果通胀能推动经济增长,那么现在第一经济强国就是委内瑞拉,美国也不会出现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大滞胀。

  而且要简单提高通胀还不容易?把电费,油费,高速路费,税收等基础生活生产成本大幅提高,物价肯定会全面上涨,但是经济会起来吗?价格是市场经济最核心的信号,是资源配置的基础机制。出现通缩,意味着产能过剩或需求不足。出现通胀,意味着产能不足或需求过热。发生通缩之后,一方面市场机制会自发调节,企业家会减少投资降低产能;另一方面,随着实际价格降低而需求会逐渐提高,价格会逐渐回升。

  但是,如果经济体系出现了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,比如居民因为缺乏长期信心而不敢消费和投资,进行过度的谨慎性储蓄;另外,如果收入分配结构极化,总收入虽然表现为增加,但是实际上并没有惠及大部分民众,这种情况下也会发生通缩。此时就出现了“市场失灵”,一般的货币放水“制造通胀”的做法就不再灵,必须只能通过改革来纠正“扭曲”的分配和收入结构,以及构建更加可置信的预期管理体系来提高长期的需求。

  从理论上说,当前中国的需求不足,可以用弗里德曼的“持久收入假说”模型来解释。该模型认为,人们当期的消费支出计划,并不仅仅是当期收入的函数,还包括未来的收入预期。因此,即使当期的收入并没有明显降低,但是如果人们对未来的收入预期不足,也会降低当前的支出。这是当前人们大量在银行中储备现金的主要原因,因为对全球经济的信心不足。

  意识到通胀的本质和危害,以及问题的根源,就不应该把通胀当作一种工具来刺激复苏。相反要认识到,通胀只是一种顺其自然的结果,只要人们对未来有信心和安全感了,民营企业活得安心、做得舒心了,企业家精神复苏了,社会充满了信任感,又回到生动活泼充满希望的局面,中国经济的潜在生产率就会再一次被激发,经济复苏也会获得长期的动力。

  要做到这些,解决方案也不难:短期看,要完善社会保障和失业救济,必要时直接给困难群众发钱,但注意要“救急不救穷”,不能像一些国家那样通过无差别发钱把人工买贵,降低了劳动参与率;还可以通过发达的电商平台发放消费券补贴,提高人们的消费积极性。

  总之一句话,即使要“制造通胀”,也是让货币释放的水流到经济体中最活跃的两个群体手里:作为消费主力军的居民和作为生产主力军的民营企业,尤其是那些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,他们掌握了货币,就掌握了最有效率的要素配置机制,从而可以在不发生明显通胀损害的情况下创造就业和经济增长。否则,在当前收入下降的情况下,通胀又起来,会面临更大的挑战。

  更多的还是需要在长期性、结构性改革上下功夫,加大在法治化、市场化、基层治理现代化等长期制度供给层面的努力。在社会中形成相互信任、自由活泼的发展局面,继续以发展与和平为第一主题。

 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,如何让人民对未来经济更有信心,这恐怕不仅仅是制造一次通胀就能做到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