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好，我是西京研究院创始院长，赵建。
最近两年，美国发生通胀并且经济逐步复苏，中国经济仍在增长但增速较以前放缓，经济复苏曲线前进。那么，有专家提议中国通过“制造通胀”来促进经济复苏。在我看来，这完全是因果颠倒、本末倒置，荒诞而又危险。殊不知，美国最近两年对大通胀充满焦虑，而且采取了最严厉的加息紧缩政策。
通胀分为两种，一种是能带来企业利润和居民收入的积极意义上的通胀，或者说是生产型通胀，是真实需求改善的结果。在统计上表现为数值比较温和，收入增速和投资收益率超过物价增速，失业率不断下降，是一条陡峭的“菲利普斯曲线”。很长一段时间，各国央行建立的通胀目标制，就是追求这样的效果。另一种则是超过工资收入和投资收益的消极意义上的通胀，是成本增加供给曲线左移，货币和债务滥发但又无法调动生产要素积极性的分配型通胀，是背后没有价值创造活动的再分配活动。此时，物价上涨速度超过收入增速，生产生活成本上升，实际收入下降，经济因为货币币值不稳而处于紊乱状态。
这种恶性通胀看似因为货币滥发导致需求过度，实则是因为货币体系紊乱对供给体系造成了严重破坏。因为高达两位数的通胀，已经让企业无法正常地安排采购、生产、库存和分销，让居民无法正常地进行投资和消费。
那么实际上，在一个恶性通胀经济体里，并不是货币供给过多，而是实际货币供给太少。因为与疯狂飙升的通胀相比，实际货币供给是严重不足的，最后甚至进入没有货币的“以物易物”状态。
举个例子，因为国家信用崩溃，经济主体已经不愿持有本国的货币。比如厄瓜多尔的货币体系因为恶性通胀崩溃，最后只能靠他国货币的帮助，也就是美元化，放弃了货币发行权。现在，阿根廷似乎也在步入本国货币美元化的后尘。
这意味着，通胀只是一种现象或结果，背后有不同的发生机制。如果将通胀当作一种政策手段，那就是一种“铸币税”，客观上是对长期持有现金货币的一种“惩罚”，虽然主观上并不是。为了能补上这个税，也就是能让收入追上通胀，人们不得不积极地工作和投资。但实际上，除非有明显的技术进步和制度改革大幅提升生产效率，从总量上社会大众根本不可能跑过通胀，这个“税”是早晚要缴的。
最近一年来，中国经济增速和往年相比没有那么快速，很多人就认为：只要把通胀打起来，中国经济当前的各种挑战就会迎刃而解。
为什么通胀有这样大的魔力？按照一些专家的说法：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大家只存钱不花钱，银行超额储蓄已连续两年创历史新高，导致持续地萎靡不振。他们认为可以通过通胀铸币税，让投资者把超额储蓄从银行中取出来，去消费和投资，中国的经济和股市不就起来了吗？美国这两年不就是这么做的吗？
但是细思极恐。这是一个“何不食肉糜”的提议，也是一个荒谬而危险的想法。
通胀作为铸币税，是对经济和社会财富的一种攫取。现在中国经济还处于全球经济衰退后的复苏时期，需要的是休养生息、增强体质。近年来全球市场的“造富投资”方向本就不多，如果物价和生活成本再起来，再被通胀征“税”，岂不更是雪上加霜？最近两年，美国视通胀为猛虎，美联储从开始误判到暴力加息，实际上是对突如其来的通胀的极度焦虑。
有些专家对这个问题的表达，我认为是有误解的。他们的意思是，要提高人们的收入，收入上来了，需求随之提高，物价跟着走高，通胀也就上来了。产品价格上来了，企业利润增加，就会扩大开支，增加人员，提高工资。经济在一片繁荣中形成了“工资—物价”温和螺旋上涨。在当前仍在复苏过程中的环境下，似乎的确需要来一次这样的通胀。
然而，这一切的实现前提是，通胀能够带来实际需求和企业利润的提高，人们收入的提高能走在通胀前面。欧美国家发生通胀前，需求和就业是先增加的，经济繁荣与通胀同时出现。并不是因为通胀带来的收入提高和经济繁荣，而恰恰相反：先是政府给人们发钱提高了可支配收入，继而才有了通货膨胀和经济繁荣。
如果通胀和债务能救经济的话，那一切就简单了。通胀只是一种现象，有时跟经济繁荣同时发生，让人们误以为通胀是一种繁荣。最近半个世纪，在中国第一大产能国加入全球总供给曲线后，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通胀，即使发生也是阶段性的，稍纵即逝。
然而最近两年，美国经济时隔近半个世纪后出现了大通胀，同时也在全球一枝独秀，表现出强劲的复苏势头。中国则不同，于是很多人就认为，通胀是促进美国经济复苏的动力，建议中国要用大通胀来解决复苏不力的问题。
这完全是因果颠倒，本末倒置。通胀是经济繁荣的表现之一，是果不是因。如果通胀能推动经济增长，那么现在第一经济强国就是委内瑞拉，美国也不会出现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大滞胀。
而且要简单提高通胀还不容易？把电费，油费，高速路费，税收等基础生活生产成本大幅提高，物价肯定会全面上涨，但是经济会起来吗？价格是市场经济最核心的信号，是资源配置的基础机制。出现通缩，意味着产能过剩或需求不足。出现通胀，意味着产能不足或需求过热。发生通缩之后，一方面市场机制会自发调节，企业家会减少投资降低产能；另一方面，随着实际价格降低而需求会逐渐提高，价格会逐渐回升。
但是，如果经济体系出现了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，比如居民因为缺乏长期信心而不敢消费和投资，进行过度的谨慎性储蓄；另外，如果收入分配结构极化，总收入虽然表现为增加，但是实际上并没有惠及大部分民众，这种情况下也会发生通缩。此时就出现了“市场失灵”，一般的货币放水“制造通胀”的做法就不再灵，必须只能通过改革来纠正“扭曲”的分配和收入结构，以及构建更加可置信的预期管理体系来提高长期的需求。
从理论上说，当前中国的需求不足，可以用弗里德曼的“持久收入假说”模型来解释。该模型认为，人们当期的消费支出计划，并不仅仅是当期收入的函数，还包括未来的收入预期。因此，即使当期的收入并没有明显降低，但是如果人们对未来的收入预期不足，也会降低当前的支出。这是当前人们大量在银行中储备现金的主要原因，因为对全球经济的信心不足。
意识到通胀的本质和危害，以及问题的根源，就不应该把通胀当作一种工具来刺激复苏。相反要认识到，通胀只是一种顺其自然的结果，只要人们对未来有信心和安全感了，民营企业活得安心、做得舒心了，企业家精神复苏了，社会充满了信任感，又回到生动活泼充满希望的局面，中国经济的潜在生产率就会再一次被激发，经济复苏也会获得长期的动力。
要做到这些，解决方案也不难：短期看，要完善社会保障和失业救济，必要时直接给困难群众发钱，但注意要“救急不救穷”，不能像一些国家那样通过无差别发钱把人工买贵，降低了劳动参与率；还可以通过发达的电商平台发放消费券补贴，提高人们的消费积极性。
总之一句话，即使要“制造通胀”，也是让货币释放的水流到经济体中最活跃的两个群体手里：作为消费主力军的居民和作为生产主力军的民营企业，尤其是那些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，他们掌握了货币，就掌握了最有效率的要素配置机制，从而可以在不发生明显通胀损害的情况下创造就业和经济增长。否则，在当前收入下降的情况下，通胀又起来，会面临更大的挑战。
更多的还是需要在长期性、结构性改革上下功夫，加大在法治化、市场化、基层治理现代化等长期制度供给层面的努力。在社会中形成相互信任、自由活泼的发展局面，继续以发展与和平为第一主题。
信心比黄金更重要，如何让人民对未来经济更有信心，这恐怕不仅仅是制造一次通胀就能做到的。
